『壹』 顧城為什麼總戴著那樣的帽子
真是有人一直在關注顧城的帽子。
戴帽子是一種習慣、一種自我意識的體現、一種安全感的來源、一種創作的靈感。
其實有好多關於顧城帽子的提問和他的回答，感興趣的話你可以慢慢讀下去——
關於帽子的對話：
D譯：他問你為什麼你要戴這樣的帽子？
顧城：呵，你就跟他說，我還以為美國是自由的社會，不會為一個帽子驚奇呢。
謝燁：原來自由是有限的。
顧城：這帽子沒任何涵義，只是我喜歡罷了。我小時候就做了這樣的一頂帽子，二十年前又做過一頂戴上了。那麼出國以後，我想西方是自由的，我就戴著它走到外邊去了。
D譯：沒有什麼意義？
顧城：呵，你可以告訴他，這是我的castle，一個古堡，我的家，於是我可以隨時從家裡往外看，這樣不會丟了。（D英譯）
D譯：他問你二十年前做這樣一頂帽子就是為了好玩兒嗎？
顧城：是這樣的。
D譯：沒有什麼特殊的？
顧城：就是說它適合我的腦袋，或者說我的腦袋適合它。我的腦袋喜歡戴著它呵，這個理由很簡單，好像也很充分。
D譯：嗯，我跟他解釋解釋。
謝燁：她們倆也問你的帽子。
顧城：看來這個帽子不錯，讓大家都挺高興。
謝燁：這有時裝模特的效果。
顧城：有貢獻是吧？（對客人）這是 This is my castle, my city, my home, 戴著它有一個安全感—你看我走遍天下呢，還能一直在家裡。
（謝燁英文解釋）
謝燁：她們笑死了，說以為這是什麼表示呢。
顧城：是，所以得給她們個理由呵，要不然人家該心情不好了。人都是，一個事兒都得有個解釋。我們要給生活增添光彩。
謝燁：他們還在討論呢，那你就再多說一點兒。
顧城：那你就說這是我修的城堡，也可以看成是個大炮。
謝燁：嚇他們。（英譯）
顧城：她說城堡很好，大炮不好；你念詩的時候很優美，幹嘛要大炮呵？
你跟她說，我的詩里說，我要在城垛上轉動金屬的大炮。
——我對小巫女說，你走不出這片國土；早晨的道路上長滿兇猛的灌木。
【在中間有一段生活——朗誦答問之後 5月12-14日間 紐約】
很明顯，顧城在應對這些讀者和觀眾的時候，是怎樣一種逗樂和有趣的從容心態。
二是洞察，即洞察了事物、談論、表達的本質，使其有一種哲學似地感悟。我們來看他另一段關於帽子引起感慨【《看見睡蓮之後——1992年6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國現代文學討論會上的發言》】:
「剛才一個小女孩兒很高興地點著我的帽子，我想她是問我我的帽子是怎麼回事兒；我就用中文跟她講，又用很壞的英文跟她講；她當然是一點兒也沒聽懂；最後她笑了，我也笑了，我們都很開心，就結束了。
我覺得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，當語言無可奈何的時候呢，我們倒好像更清楚是怎麼一回事。而當我們使用語言的時候，語言就開始製造道理，道理呢，就把我們帶跑了，於是反讓我們離開了事情本身。比如要是我懂那個小女孩的語言，她也懂我的，那我也許就會說出許多關於這個帽子的道理來，講它的來歷，我為什麼戴它，我和這個帽子的關系等等；而越說呢，可能就離這個帽子越遠。因為所有這些說法，我知道都是遇到提問之後產生的；我原本就戴著這個帽子，其實並沒有這些問題。現在我們坐在這里開會，開會就要產生道理，只要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不過是開會的產物，它同真知的距離不會比一個小女孩兒的微笑接近，而且甚至還很有可能讓我們失去這個微笑；認清了這點之後，我就可以往下說了。」
他很明白，道理很可能是問出來，也是開會開出來的，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。在他看來，在所有道理之下，別無道理，別無意義。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，也是製造道理的一種工具，是製造溝通障礙的武器。許多時候，放下這個工具，放下這些道理，即是解除障礙、達到真正的溝通。
不過，為了保持、收藏小女孩兒的微笑，不讓這個微笑消失，這些無用的溝通、無法搬開的障礙，卻必須存在。這正是一種詩性的心態，哲學的心態。
我想這樣來概括對我對顧城帽子的看法：他一開始製作這頂與眾不同的帽子，只是一種個人趣味的自我肯定，一種與眾不同的個性展示；然而隨著他走進人與人交往的社會（無論中國還是世界），開始體驗這頂別致的帽子招致的玩笑、批評甚至攻擊，他體驗著個性遭遇的阻礙，於是，這種個性展示，在選擇選擇戴與不戴、在什麼樣的情景下戴、直至後來索性無所顧忌始終戴著這頂帽子到處行走，以一種近乎對抗的姿勢，表明自己一種自主選擇和自由狀態的追求。
而面對從中國到西方，從黃種人到白種人、黑種人，從傳統文化到西方文明對一頂帽子的質疑，他終於以玩笑的口吻，一種體諒和認同的方式，回應而非迴避人們的非議，這最終呈現的，是一種超越功利的審美態度，一種超脫得失、超越厲害的自由表達。這正是一種審美的詩性的狀態，我可以認為，這頂帽子即如他的詩歌，是他逐漸獲得個性、追求自由並達到自由表達狀態的標識。「這頂帽子確實是我自己做的。我覺得每個人應該做自己的帽子，就像每個人寫自己的詩一樣。」【真理是簡單的——朗誦之後答聽眾問 1992年5月13日 紐約】
就是西方國家，直筒圓帽也不稀奇，舞台上的小丑，魔術師的禮帽，——即便是無沿高帽子，聖誕老人也年年要戴出來的。
這些形形色色的高帽子，他們一律顯得與眾不同，或是個性的彰顯，個人趣味的表達，或是超脫塵俗的想像，彷彿一個比喻或象徵，在我看來，都是一種掙脫外在、塵世評價的原型，面對他們，我們有時候見慣不驚，有時卻大驚小怪。
在上引1992年5月12日至14日間在紐約的講演之後答問里，聽眾追問他：你的帽子，「你在中國不戴？」顧城回答說：「在中國不能戴。大家穿著都那麼規矩，嚇唬了人不好。都來研究你有什麼用心，就麻煩了。」
1993年10月7日——即顧城自殺前一天——所寫《寫給兒子》第十一節里寫道：
「Sam，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，笑你爸爸的帽子、樣子，也有人恨我，因為我恨他們。Sam，只有你應該這樣做，可你不笑我，也不恨我，小時候你只是說：調皮的爸爸。
『貳』 顧城為什麼要帶一頂帽子
關於顧城的帽子，說法很多。顧城自己也解釋過，而且不止一個說法。我還是認為，只有顧城自己的說法才是最真實的。當然其中有些是調侃，因為對此發問的人太多了。下面是顧城關於自己帽子問題所說過的話，從中應該能感受到真實的原因。希望能解答你的疑問。
「這帽子沒任何涵義，只是我喜歡罷了。我小時候就做了這樣的一頂帽子，二十年前又做過一頂戴上了。那麼出國以後，我想西方是自由的，我就戴著它走到外邊去了。」
「這是我的castle，一個古堡，我的家，於是我可以隨時從家裡往外看，這樣不會丟了。」
「那你就說這是我修的城堡，也可以看成是個大炮。我的詩里說，我要在城垛上轉動金屬的大炮。」
「海豚人詢問我的帽子，最後判斷我同外星人有關。」
「有一個生長在美國的朋友，……他才問我，為什麼要戴這個帽子。我知道他需要一個答案，我就說，這是一個天線，可以收聽福音。他聽了表示滿意，因為帽子是有用處的。我也感到滿意，/好像我眼睛上頭還有眼睛。」
以下是一些家人朋友的回憶：
顧城的父親顧工先生說：「這孩子總喜歡把一塊布或是什麼東西圍成這樣戴在頭上，他說過這帽子的形式很像北京城，帶著它就覺著自己沒有離開家。」
顧城的妻子謝燁，她在《游戲――我和顧城》這篇文章里，回顧倆人從戀愛到婚姻的過程，尤其描寫了許多充滿快樂情趣的細節和場景。關於帽子，她這樣寫到：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會搖縫紉機，自己做了個高高的花布帽戴在頭上。我吃了一驚，倒挺好看，脫口叫了聲：「可汗！」 「你老是『少數民族』，你當可汗吧。」 他很喜歡這個名字，走來走去。 他不再孤獨，他有了兩個名字。
『叄』 為什麼顧城帶個帽子！
在顧城看來，那是他接收靈感的「天線」，是褲管做成的帽子。（答案來源《顧城的詩 顧城的畫》）望採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