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壹』 顾城为什么总戴着那样的帽子
真是有人一直在关注顾城的帽子。
戴帽子是一种习惯、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、一种安全感的来源、一种创作的灵感。
其实有好多关于顾城帽子的提问和他的回答，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慢慢读下去——
关于帽子的对话：
D译：他问你为什么你要戴这样的帽子？
顾城：呵，你就跟他说，我还以为美国是自由的社会，不会为一个帽子惊奇呢。
谢烨：原来自由是有限的。
顾城：这帽子没任何涵义，只是我喜欢罢了。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，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。那么出国以后，我想西方是自由的，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。
D译：没有什么意义？
顾城：呵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这是我的castle，一个古堡，我的家，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，这样不会丢了。（D英译）
D译：他问你二十年前做这样一顶帽子就是为了好玩儿吗？
顾城：是这样的。
D译：没有什么特殊的？
顾城：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，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。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，这个理由很简单，好像也很充分。
D译：嗯，我跟他解释解释。
谢烨：她们俩也问你的帽子。
顾城：看来这个帽子不错，让大家都挺高兴。
谢烨：这有时装模特的效果。
顾城：有贡献是吧？（对客人）这是 This is my castle, my city, my home, 戴着它有一个安全感—你看我走遍天下呢，还能一直在家里。
（谢烨英文解释）
谢烨：她们笑死了，说以为这是什么表示呢。
顾城：是，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，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。人都是，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。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。
谢烨：他们还在讨论呢，那你就再多说一点儿。
顾城：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，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。
谢烨：吓他们。（英译）
顾城：她说城堡很好，大炮不好；你念诗的时候很优美，干嘛要大炮呵？
你跟她说，我的诗里说，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。
——我对小巫女说，你走不出这片国土；早晨的道路上长满凶猛的灌木。
【在中间有一段生活——朗诵答问之后 5月12-14日间 纽约】
很明显，顾城在应对这些读者和观众的时候，是怎样一种逗乐和有趣的从容心态。
二是洞察，即洞察了事物、谈论、表达的本质，使其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。我们来看他另一段关于帽子引起感慨【《看见睡莲之后——1992年6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》】:
“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，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；我就用中文跟她讲，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；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；最后她笑了，我也笑了，我们都很开心，就结束了。
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，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，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，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，道理呢，就把我们带跑了，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。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，她也懂我的，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，讲它的来历，我为什么戴它，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；而越说呢，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。因为所有这些说法，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；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，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。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，开会就要产生道理，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，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，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；认清了这点之后，我就可以往下说了。”
他很明白，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，也是开会开出来的，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。在他看来，在所有道理之下，别无道理，别无意义。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，也是制造道理的一种工具，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。许多时候，放下这个工具，放下这些道理，即是解除障碍、达到真正的沟通。
不过，为了保持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，不让这个微笑消失，这些无用的沟通、无法搬开的障碍，却必须存在。这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，哲学的心态。
我想这样来概括对我对顾城帽子的看法：他一开始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，只是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；然而随着他走进人与人交往的社会（无论中国还是世界），开始体验这顶别致的帽子招致的玩笑、批评甚至攻击，他体验着个性遭遇的阻碍，于是，这种个性展示，在选择选择戴与不戴、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戴、直至后来索性无所顾忌始终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行走，以一种近乎对抗的姿势，表明自己一种自主选择和自由状态的追求。
而面对从中国到西方，从黄种人到白种人、黑种人，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，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，一种体谅和认同的方式，回应而非回避人们的非议，这最终呈现的，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，一种超脱得失、超越厉害的自由表达。这正是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状态，我可以认为，这顶帽子即如他的诗歌，是他逐渐获得个性、追求自由并达到自由表达状态的标识。“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。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，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。”【真理是简单的——朗诵之后答听众问 1992年5月13日 纽约】
就是西方国家，直筒圆帽也不稀奇，舞台上的小丑，魔术师的礼帽，——即便是无沿高帽子，圣诞老人也年年要戴出来的。
这些形形色色的高帽子，他们一律显得与众不同，或是个性的彰显，个人趣味的表达，或是超脱尘俗的想象，仿佛一个比喻或象征，在我看来，都是一种挣脱外在、尘世评价的原型，面对他们，我们有时候见惯不惊，有时却大惊小怪。
在上引1992年5月12日至14日间在纽约的讲演之后答问里，听众追问他：你的帽子，“你在中国不戴？”顾城回答说：“在中国不能戴。大家穿着都那么规矩，吓唬了人不好。都来研究你有什么用心，就麻烦了。”
1993年10月7日——即顾城自杀前一天——所写《写给儿子》第十一节里写道：
“Sam，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，笑你爸爸的帽子、样子，也有人恨我，因为我恨他们。Sam，只有你应该这样做，可你不笑我，也不恨我，小时候你只是说：调皮的爸爸。
『贰』 顾城为什么要带一顶帽子
关于顾城的帽子，说法很多。顾城自己也解释过，而且不止一个说法。我还是认为，只有顾城自己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。当然其中有些是调侃，因为对此发问的人太多了。下面是顾城关于自己帽子问题所说过的话，从中应该能感受到真实的原因。希望能解答你的疑问。
“这帽子没任何涵义，只是我喜欢罢了。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，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。那么出国以后，我想西方是自由的，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。”
“这是我的castle，一个古堡，我的家，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，这样不会丢了。”
“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，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。我的诗里说，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。”
“海豚人询问我的帽子，最后判断我同外星人有关。”
“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，……他才问我，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。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，我就说，这是一个天线，可以收听福音。他听了表示满意，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。我也感到满意，/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。”
以下是一些家人朋友的回忆：
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说：“这孩子总喜欢把一块布或是什么东西围成这样戴在头上，他说过这帽子的形式很像北京城，带着它就觉着自己没有离开家。”
顾城的妻子谢烨，她在《游戏――我和顾城》这篇文章里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，尤其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。关于帽子，她这样写到：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，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。我吃了一惊，倒挺好看，脱口叫了声：“可汗！” “你老是‘少数民族’，你当可汗吧。”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，走来走去。 他不再孤独，他有了两个名字。
『叁』 为什么顾城带个帽子！
在顾城看来，那是他接收灵感的“天线”，是裤管做成的帽子。（答案来源《顾城的诗 顾城的画》）望采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