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我国古代出家的帝王有几个
在中国古代帝王中，不少人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今天，就找出其中最有意思的七位“佛门皇帝”来聊聊，看看其中哪一位算是真心和尚。汉明帝刘庄：最早引入佛教的皇帝从中国历史上看，有记载的最早的信佛帝王是东汉第二位皇帝、汉明帝刘庄。刘庄（公元28－75年）是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，30岁时以皇太子身份嗣大位，史称汉明帝。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称：“帝生而丰下，十岁能通《春秋》，光武奇之”。这位少年聪慧的皇帝对佛教传入中国贡献很大，似乎可以称其为中国信佛第一人。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·汉纪三十七》（卷第四十五）记载，“初，帝闻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，得其书及沙门以来。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，贵慈悲不杀；以为人死，精神不灭，随复受形；生时所行善恶，皆有报应，故所贵修练精神，以至为佛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。精于其道者，号曰沙门。于是中国始传其术，图其形像，而王公贵人，独楚王英最先好之。”从上面来看，刘庄是最早将佛教引入中国的皇帝，司马光的编著中说得很清楚，“于是中国始传其术”。刘庄派人去天竺（今印度）取经的具体时间，史书上记载是其在位时的“永平八年”，即公元65年。刘庄的佛缘源于一梦。据说在派员去印度取经的前一年，即公元64年，刘庄夜寝南宫，梦金神头放白光，飞绕殿庭。次日得知梦中神为“佛”时，遂有《资治通鉴》上所记载的派遣使臣去天竺求佛的事情。当时派去的使臣一个叫蔡音，另一个叫秦景。蔡、秦二人到西域大月氏国（今阿富汗）时，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腾、竺法兰。蔡、秦邀二僧到汉讲佛，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、佛像。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阳。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，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，“白马寺”。刘庄这段求佛故事，史称“永平求法”。另外要提一下，有学者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刘庄的永平年间，我认为是不妥的.既然刘庄的臣子知晓“佛”，证明在此之前就已传入中国。“永平求法”只能算是官方正式引入佛教的时间，“始于西汉”还是可信的。梁武帝萧衍：最喜欢玩出家秀的皇帝 佛教初传中国，走的是上层路线，注定中国帝王会与“佛”结缘。 在帝王的影响下，佛教很快在中国流行开来，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出现了以佛治国的皇帝，南朝梁系第一任皇帝萧衍即是这样。 萧衍（公元464年－549年），享年86岁，史称梁武帝。 唐代诗人杜牧《江南春》一诗云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这么多寺庙就是萧衍的功劳和善举。萧衍是一位“博学多通”、“文武双全”的皇帝，即位前是齐雍州刺史。公元501年起兵攻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城中禁卫军杀萧宝卷迎之。但萧衍并不急于做皇帝，而是玩了一个手法，奉萧宝卷的弟弟萧宝融为帝，然后逼他禅位于自己。公元502年，萧衍堂而皇之当了皇帝。旋即杀萧宝融。 萧衍是兰陵人（今常州），“生而有奇异，两胯骈骨，顶上隆起．有文在右手，曰‘武’。”萧衍称帝前本信道教，当了皇帝后，于天监三年（公元504年）开始改信佛。萧衍最喜欢玩“出家秀”，曾四次舍身佛寺。从第二次开始，他脱下龙袍，穿上僧服，还真的当起了和尚。后由大臣用钱将其赎出，这才肯回到皇宫，时人称之为“菩萨皇帝”。 《梁书·武帝》（本纪第三）记载，萧衍“兼笃信正法，尤长释典，制《涅盘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净名》、《三慧》诸经义记，复数覃潘。听览余闻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，名僧硕学，四部听众，常万余人。”梁衍确是历史上很博学皇帝，用今年的流行语来说是“太有才了”，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无所不通。佛学造诣尤深。操政之余亲自动手编辑佛学讲义，还如现在CCTV开办《百家讲坛》一样，喜欢手拿经书开讲坛，连“名僧硕学”都喜欢来听，“现场听众”经常在一万多人，盛况空前，比现在易中天说三国要厉害多了。 帝王多好色，萧衍虽然一心事佛，但前期并不拒女色。不过到后来，萧衍“走火入魔”了，似乎动了真格，坚持吃素，反对吃荤（据说中国出家人吃素就是始于此），并拒绝房事，远离女色。不只自己做表率，还号召“全国人民”都向他学习。公元549年侯景兵变攻破台城，第三子萧纲继位，已85岁高龄的萧衍被囚禁于皇宫中的净居殿，次年崩。据说是被活活饿死的，这不知是不是一种报应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萧衍是中国历史上为数很少的几位高寿皇帝之一，这应该与后期信佛，不近女色有直接关系。隋文帝杨坚：与佛结缘最神乎的皇帝 中国佛教的鼎盛时间在隋唐。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帝王多信佛，其中以隋开国皇帝杨坚为最。杨坚志在“中兴佛法”，虽然隋从建国到灭亡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，但佛教得到大力的宣扬和推广。 杨坚（公元541-604年），与佛结缘是因为他生在庙里，与佛结缘的过程最神乎了。 《隋书·高祖》（帝纪第一）记载“皇妣吕氏，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，紫气充庭。”朱元璋出生是红光满室，杨坚是寺院里出现紫气。因为出生怪奇，有一外来尼姑对杨坚母亲吕氏说，这个小孩子不一般，不能放在寻常世俗之地抚养，将杨坚抱走了，尼姑自己带。这期间，有一次吕氏抱抱儿子，忽然看到儿子头上长出了角，浑身起鳞。惊吓之中，把儿子失手甩地上了。因为这一甩，坏了大事。尼姑告诉她，你惊着孩子了，他将晚得天下。 上面这段故事，《隋书》有记载：有尼来自河东，谓皇妣日：“此儿所从来甚异，不可于俗间处之。”尼将高祖舍于别馆，躬自抚养。皇妣尝抱高祖，忽见头上角出，遍体鳞起。皇妣大骇，坠高祖于地。尼自外人见日：“已惊我儿，致令晚得天下。”为人龙颜，额上有五柱入顶，目光外射，有文在手日“王”。 据说，杨坚一直长到十三岁时才回到自己父母身边。后来，杨坚当了皇帝，便大力宣扬佛法，广建寺庙，成了中国帝王中又一佛门皇帝。实际上，《隋书》上所记明显是一种附会。杨坚结下佛缘，与他的家族出身有直接关系，其父也是佛徒。在他正式称帝前做北周辅臣时，即已下令恢复佛教。但有佛缘的杨坚就差一步未得善终。由于没有处理好皇位的承继关系，被二子杨广，即后来的隋炀帝害死于仁寿宫龙床上，时年64岁。杨坚一生事佛，最后结果却是一场悲剧，也不知哪柱香没有烧到。大周女皇武则天：性生活最烂的出家皇帝 佛是抑人欲的，除居家修行外，专职僧、尼是不能过性生活的，这是是否是真心出家、能否修成正果的标准和条件。但帝王拥有绝对的性交权，在房事方面是很难控制的，除非像萧衍那样老了、没有性功能。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异类，不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，还是惟一从尼姑中走出来的一位，也是史上一绝了，武氏的性生活就很糟糕，有辱佛门。 《旧唐书》是这样介绍武氏当尼姑这段历史的：“初，则天年十四时，太宗闻其美容止，召入宫，立为才人。及太宗崩，遂为尼，居感业寺。大帝于寺见之，复召人宫，拜昭仪。” 《新唐书》表述为：“后年十四，太宗闻其有色，选为才人。太宗崩，后削发为比丘尼，居于感业寺。高宗幸感业寺，见而悦之，复召入宫，久之，立为昭仪，进号宸妃。” 《旧唐书》始撰于后晋天神六年（公元941年），由后晋皇帝石敬瑭命张昭远、贾纬等修撰；《新唐书》则修撰于100年后，是宋祁、欧阳修等人于宋仁宗赵祯当政的庆历四年（公元1044年）编撰。 从上面介绍武氏的文字上看，《新唐书》显然优于《旧唐书》。但其共同可表扬的地方是，都没有回避武则天当尼姑一事，这应该是历史上最大的真实，也是史家修史时良心所在。 武氏这段从出家到还俗的过程是很不体面的。出家前是李世民的女人，还俗后就成了李世民的儿媳妇。武氏出家是被迫的，可能是做婊子还要立牌坊，也可能真的出于对佛的感谢，武氏后来对佛的虔诚异于常人，遍塑佛像，始凿于北魏的龙门石窟，到了武氏执政时期进入高潮。但尼姑经历并没有让武氏“戒色”，她广蓄面首，还母女共享，把后宫搞得乱七八糟，连大臣们看了都不好意思。武氏荒淫至极，堪称贩依过佛门帝王中的第一淫人，这不知是不是对佛的一种讽刺。唐宣宗李忱：最搞笑的事佛皇帝 但在大唐王朝历史上，佛虽然得到武则天等诸多帝王的崇尚，但也受到过个别皇帝的严重打压。信奉道教的唐武宗李炎对佛教就十分感冒，在政时发生了“会昌灭佛”事件，崇尚道教，掀起了一股毁庙还俗运动：除保留部分寺院外，绝大部分都被拆毁了，僧侣被迫还俗。但李炎的接班人、唐宣宗李忱在李炎死后，重新提倡佛教，还击道教，处绝了李炎生前宠信的刘玄靖等12位道士，佛教又得以复兴起来。 《旧唐书·宣宗》（本纪十八下）详细录下了李忱复兴佛教的事情：“五月，左右街功德使奏：‘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，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，更添置八所。两所依旧名兴唐寺、保寿寺。六所请改旧名，宝应寺改为资圣寺，青龙寺改为护国寺。菩提寺改为保唐寺，清禅寺改为安国寺，法云寺改为唐安寺，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。右街添置八所，西明寺政为福寿寺，庄严寺改为圣寿寺，旧留寺。二所旧名，千福寺改为兴福寺，化度寺改崇福寺，永泰寺改为万寿寺，温国寺改为崇圣寺，经行寺改为龙兴寺，奉恩寺改为兴福寺。’敕旨依奏。”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，李忱是把复兴佛教当作国家大事来办的，连正史上都不厌其烦，记载得如此详细。 最搞笑的是，信佛的李忱杀死道士，后来却迷上了道士最擅长熬炼的丹药，竟然死于过量服食，“崩于大明宫，圣寿五十”，不知道佛家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现象。不过，历史上对这位晚唐帝王的评价还是不错的，称“帝道皇猷，始终无缺，虽汉文、景不足过也。”大概与其有佛徒善心，在位时革除政弊，惠爱民物的施政行为不无关系。 需要提一下的是，李忱的长子李漼继位后，对佛更为迷信，甚至在皇宫内开设道场，在佛事上破费了大把钱财，这就过了。民间老百姓讨其所好，为了逃避税赋，纷纷剃度出家，也不搞生产了，当时形成了一股不良的社会风气。明太祖朱元璋：当和尚最无奈的皇帝 在中国帝王中，唯一的，也是最正宗的和尚出身的皇帝，只有明太祖朱元璋，像刘庄、萧衍、杨坚他们实际上都不曾出过家。朱元璋能从当年的一个小和尚，成长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，这实是一个奇迹。 朱元璋（公元1328－1398年），其出生亦很神乎，母亲怀他时，是神受丹而孕，这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。 生下时红光满室，邻居还以为朱家失火了呢。《明史·太祖》（本纪第一）记载，“母陈氏，方娠，梦神授药一丸，置掌中有光。吞之，寤，口余香气。及产，红光满室。自是夜数有光起。邻里望见，惊以为火，辄奔救，至则无有。”隋文帝杨坚有帝王相貌，朱元璋更不简单，“比长，姿貌雄杰，奇骨贯顶。意志廓然。人莫能测。” 朱元璋与佛结缘，是因为穷，是最无奈的选择。出家时朱元璋只有17岁，“至正四年，早蝗，大饥疫。太祖时年十七，父母兄相继殁，贫不克葬。里人刘继祖与之地，乃克葬，即风阳陵也。太祖孤无所依，乃入皇觉寺为僧。”当和尚不多久，因为灾荒没吃的，寺内也呆不下去了，只好出去化缘。在化缘的路上，朱元璋得了一场大病，险些死了，幸好得到仙人的指点帮助，才免去灾难。“逾月，游食合肥。道病，二紫衣人与俱，护视甚至。病已；失所在。凡历光、固、汝、额诸州三年，复还寺。”从《明史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对自己出家当和尚的历史，朱元璋并不觉得丢人，但他神化了这段历史，虚构出“二紫衣人”出来。 朱元璋的事情我在博客中说得比较多，这里就不多聊了。可能是真正出过家之人吧，朱元璋似乎得到了佛的关照，得寿终正寝，“乙酉，崩于西宫，年七十有一”。明恭闵帝朱允炆：遁入空门时最尴尬的皇帝 因为有了朱元璋出家的一段经历，大明王朝的帝王多与佛有缘。 如明，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位十分相信佛法的皇帝，其死后尸体侧卧状葬式，有学者分析就是缘于佛祖释迦牟尼涅盘时所取姿势。在明帝中，最后以僧人身份了结一生的，应该是第二任皇帝、恭闵帝朱允炆，这事也是中国盛世帝王中的惟一。 其出家当和尚，迷信的说法是因朱元璋的佛缘未尽，注定要由后代遁入空门续结，是朱家前世因缘使然。 对于朱允炆出家一说，《明史》中并未下定论，表述为，“宫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终。”但在接下来称，“或云帝由地道出亡。”民间传说，当朱棣的大军攻入内城时，朱允炆派人取出藏在奉先殿的铁匣子，这是朱元璋生前给他准备的，让孙子在危急时刻打开。朱允炆打开一看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：里边有三张度牒，三件僧衣、一把剃头刀、金十锭、遗书一封。书中嘱让他从位于太平门的鬼门出城，其他人则从水关御沟走。朱允炆出了鬼门后，见早有一和尚在等他。朱允炆出逃时是公元1402年，他只有26岁，是明帝中惟一没有陵寑的皇帝，其出家迫不得已，最最尴尬。 清顺治二年设明史馆，着手编修《明史》，但直到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才正式开始。总裁是时大学士徐元文，后张廷玉、王鸿绪相继继任。从文字中看，他们是相信朱允炆出家当和尚一说的，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，他们未下定论，而是记以民间有和尚冒充朱允炆一事，表明其态度，暗示这种史实的存在：“正统五年。有僧自云南至广西，诡称敲皇帝。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。按问，乃钧州人杨行祥，年巳九十余，下狱，阅四月死。同谋僧十二人，皆戍辽东。自后、滇、黔、巴、蜀间，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。” 实际上，当时民间对朱允炆出家一事是深信不疑的。朱棣也觉得蹊跷，因为对朱允炆的死半信半疑，在国内四处派暗探打听，听说朱允炆逃到了海外，又派郑和下西洋查找。朱棣到死都没有给朱允炆一个谥号什么的，反而将其五年执政全抺了。“恭闵宗”还是大清的皇帝给的，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，弘历诏廷臣集议，追谥朱允炆为“恭闵惠皇帝。”300年后才被恢复皇帝称号，不知是不是朱允炆出家修行得来的正果。 上述仅是众多与佛有缘帝王中的七位。除了这些正史上明确记载的“和尚皇帝”外，野史、民间传说中还有不少出家皇帝。如，大清王朝入关定都北京后的第一帝、世祖福临，即史上的顺治皇帝，为出家而放弃了江山。据说，福临的陵寑内是空的，深爱的宠妃董鄂氏死后，福临万念俱焚，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。福临出家曾是清初的“三大谜案”之一，但现在看来这种传说是没有根据的，主流观点认为，福临是病死，致命疫是天花。《清史稿》中明确记载，“十八年春正月壬子，上不豫；丙辰，太渐。放死罪以下。丁巳，崩于养心殿，年二十四。”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福临出家当了和尚。 聊到这里，该总结一下了：七位皇帝中，谁算是最称职的“佛门皇帝”？如果从“不近女色”、“不杀生”等佛法标准来评判，我看来都不合格，似乎没有一位是真心和尚，佛缘不净！
2. 中国各朝代的服饰是如何演变的
1、商周
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、革、丝、麻。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，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。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，提花几何纹锦、绮，和绞织机的罗纱。衣料用色厚重。
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，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，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。
2、春秋战国
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，上层人物的宽博、下层社会的窄小，已趋迥然。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，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，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，男女通用。
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秦汉服饰胡服令，推行胡服骑射，便于骑射活动。
3、秦汉
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。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，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，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。
4、隋唐
隋唐时期，中国由分裂而统一，由战乱而稳定，经济文化繁荣，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，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。
彩锦，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，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。特种宫锦，花纹有对雉、斗羊、翔凤、游鳞之状，章彩华丽。
刺绣，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。印染花纹，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。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，官员戴幞头，百姓着短衫。
直到五代，变化不大。天子、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，用花纹表示官阶。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，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，被纷纷仿效，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。
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齐胸襦裙、高腰襦裙，即短上衣加长裙，裙腰以绸带高系，几乎及腋下。
5、宋
宋代汉服大致有官服、便服、传统服等三式。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，政府因五代旧制，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，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。
官服服色沿袭唐制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七品以上服绿，九品以上服青。
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，但首服已是平翅乌纱帽，名直脚幞头，君臣通服，成为定制。
6、明
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、或短、或衫、或裙，基本上承袭了传统，且品种十分丰富。服饰用色方面，平民妻女只能衣紫、绿、桃红等色，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；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。
7、清
清代女装，汉、满族发展情况不一。汉族妇女在康熙、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，时兴小袖衣和长裙；乾隆以后，衣服渐肥渐短，袖口日宽，再加云肩，花样翻新无可底止。
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，衣上镶花边、滚牙子，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。满族妇女着“旗装”，梳旗髻，穿“花盆底”旗鞋。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装，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。清代后期，旗装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。
(2)春秋僧服男装棕色扩展阅读：
受西方服饰影响：
或许有人会以现代女性服装中的旗袍为例，来证明中国女装也着重表现人体的自然美，其实，这种旗袍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服饰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，直至光绪年间，旗袍还不是目前的式样。
传统旗袍在肩、胸、腰、臂、臀等部位的表现与突出人体美的西方女性服装完全不一样。
和西方服饰艺术不同的是：中国服饰艺术不是突出人体美，而是充分调动艺术造型等手段追求一种装饰美，即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。
从中国清朝以前的服装款式来看，遮蔽人体的宽袍大袖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流。即使某些人的形体很美，这种服装也不去展现这个美的形体。
3. 关于服饰的问题
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。
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，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，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。人类社会经过蒙昧、野蛮到文明时代，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。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，披着兽皮与树叶，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，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，懂得了遮身暖体，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。然而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，衣冠于人，如金装在佛，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，更具有美化的功能。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，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、审美情趣、色彩爱好，以及种种文化心态、宗教观念，都沉淀于服饰之中，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。
原始社会服饰(公元前21世纪之前)
战国时人撰写的《吕氏春秋》、《世本》及稍晚的《淮南子》提到，黄帝、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。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，服饰演化史的源头，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。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(距今1.9万年左右)遗址中，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、骨、贝、牙装饰品。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。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。
商周服饰(约公元前16世纪～前771年)
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、革、丝、麻。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，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。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，衣料用色厚重。
西周时，等级制度逐步确立，周王朝设“司服”、“内司服”官职，掌管王室服饰。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，中国冠服制度，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，到周代已完整完善，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。
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，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，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。
春秋战国服饰(公元前770～前221)
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，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，品种名目日见繁多。工艺的传播，使多样、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，上层人物的宽博、下层社会的窄小，已成为趋势。
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，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，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，男女通用，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。深衣剪彩独特，衣与衫相连在一起，制作时上下分裁，中间有缝相连接，用途最为广泛，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。
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，推行“胡服骑射”。胡服指当时“胡人”的服饰，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，特征是衣长齐膝，腰束郭洛带，用带钩，穿靴，便于骑射活动。
秦汉服饰(公元前221～公元220)
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。
西汉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)、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)，张骞[qiān]奉命两次出使西域，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，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，历魏晋隋唐，迄未中断，史称“丝绸之路”。于是，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。
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，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。西汉男女服装，仍沿袭深衣形式。不论单、绵，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，上下依旧不通缝、不通幅;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，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，成为定型化套装。下着紧口大裤，保持“褒衣大裙”风格。秦代服制，服色尚黑。
汉代有了舆服制度。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、朝服、常服等20余种。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。主要表现在: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，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;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。
公元前202年，刘邦战胜项羽，建立汉朝，定都长安，
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，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。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，冠服制度，也大都承袭秦制。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，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。
汉初，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，经济得到恢复发展，出现了“文景之治”这样的太平盛世。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。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。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。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。
汉朝的衣服，主要的有袍、襜褕〔直身的单衣〕、襦〔短衣〕、裙。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，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。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，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〔粗布做的短衣〕。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，也有长袍，裙子的样式也多了，最有名的是“留仙裙”。
〔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，十分喜爱穿裙子。有一次，她穿了条云英紫裙，与汉成帝游太液池。鼓乐声中，飞燕翩翩起舞，裙裾飘飘。恰在这时大风突起，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。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，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。皇后得救了，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。可是说来也怪，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。从此，宫女们竞相效仿，这便是当时的“留仙裙”。〕
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。在《中国美学思想史》中作者说到“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，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，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，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，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，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、占有，享受这种美。”
魏晋南北朝服饰(220～589)
魏晋和南北朝时期，等级服饰有所变革，民族服饰大为交融。魏初，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，“以紫绯〔大红〕绿三色为九品之别”。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，直到元明。
南北朝时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人民错居杂处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风习相互渗透，形成大融合局面，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。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，不分贵贱、男女都可穿用。女子衣着“上俭下丰”。
东晋末至齐、梁间，衣着为襦裙套装，原始于汉代，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、下裙宽大的特色。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，穿起了汉族服装。
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(494)迁都洛阳后，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，改拓跋姓氏，率“群臣皆服汉魏衣冠”。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，这次改革旧俗，史称“孝文改制”，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，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，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。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，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，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，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。
中原人民的服饰，特别是便服、常服，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不少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，衣服的形式适体。六朝的服饰，男子穿袍衫而低敞衣襟，女子则穿褂襦，杂裾双裙，甚是美观。这个时期的服饰，可以参鉴《洛神赋》、《列女传》等图卷。
北朝的服饰，以合身的裤褶装、短袍衫，各式的靴子为特点，服装窄短，裙腰略微高提。妇女的服装多以簪花、珠翠及各种花冠为点缀，进而导致宋代的凤冠定制。
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，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，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。紧身、圆领、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。
隋唐服饰（581～907）
隋唐时期，中国由分裂而统一，由战乱而稳定，经济文化繁荣，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，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。
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，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。在隋代及初唐时期，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，下着紧身长裙，裙腰高系，一般都在腰部以上，有的甚至系在腋下，并以丝带系扎，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。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，其它无太大变化。隋唐女子好打扮。从宫廷传开的“半臂”，有对襟、套头、翻领或无领式样，袖长齐肘，身长及腰，以小带子当胸结住。因领口宽大，穿时袒露上胸。半臂历久不衰，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。当时还流行长巾子，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，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，再披搭肩上，旋绕于手臂间，名曰披帛。
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，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。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、波斯等外来文化，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。
宋辽夏金元服饰（947～1368）
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，辽、西夏、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、党项、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。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。
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、便服、遗老服等三式。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，政府因五代旧制，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，分七等不同花色。官服服色沿袭唐制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七品以上服绿，九品以上服青。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，但首服(冠帽等)已是平翅乌纱帽〔乌纱帽的翅是平直的〕，名直脚幞头，君臣通服，成为定制。宋代的服装，其服色、服式多承袭唐代，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、更自然，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。
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，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，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，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。当时退休的官员、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“直裰”〔ō，古代士子、官绅穿的长袍便服，也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〕的对襟长衫，袖子大大的，袖口、领口、衫角都镶有黑边，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，叫做“东坡巾”。
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，下身穿长裙，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，很像现在的背心，褙子的领口和前襟，都绣上漂亮的花边。宋代建朝初期，衣冠服饰均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。新制颁发后，才逐渐将其服饰分为祭服、朝服、公服（宋人又称为常服）、时服（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）、戎服以及丧服。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，都是瘦长、窄袖、交领，下穿各式的长裙，颜色淡雅；通常在衣服的外边再穿长袖对襟褙子，褙子的领口及前襟绘绣花边，时称“领抹”。宋代的服饰主要的特点是清新、朴实、自然、雅致。
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，但也有长裤。其裤子的形式特别，除了贴身长裤外，还外加多层套裤。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，因此裙长多不及地，以便露足。
辽、西夏、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、党项、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，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。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，领间刺绣精美。契丹、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，足下着长统靴，宜于马上作战射猎;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，长齐足背，都是左衽〔从左向右扣〕，正与汉人相反，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。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，都曾设“南官”制度，以汉族治境内汉人，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。契丹、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，也为汉人采用。
元代衣服与周代近似，衣袖较紧、窄，下裳较短，衣长至膝下，造型像百褶裙。比肩”、“比甲”也是常服。“比肩”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,元代蒙人称之为“襻子答忽”。“比甲”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,无领无袖,前短后长,以襻相连的便服。
蒙族入关以后,除保留本民族的服制以外,也采用汉、唐、金、宋的宫廷服饰,如天子的通天冠和绛纱袍,百官戴梁冠、青罗衣加蔽膝是朝服和冕服等形制,汉族的公服也为通用服式。
明清服饰（1368～1911）
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，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。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。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，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。自唐宋以降，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。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。
明朝因皇帝姓朱，遂以朱为正色，又因《论语》有“恶紫之夺朱也”，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。最有特色的是用“补子”表示品级。补子是一块约40～50厘米见方的绸料，织绣上不同纹样，再缝缀到官服上，胸背各一。文官的补子用鸟，武官用走兽，各分九等。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，长大者为尊。明代女性习惯在裙子外罩一件背子衫或是云肩。凤冠霞帔是明代妇女的礼服，是后妃在参加祭祀等重大典礼时使用的服饰。整个冠上缀着龙凤，搭配霞帔一起穿著。明代较多使用的纽扣,主要用在礼服上,常服很少使用,明末时才有所普及。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,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,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。
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、或短、或衫、或裙，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，且品种十分丰富。服饰用色方面，平民妻女只能衣紫、绿、桃红等色，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;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。清王朝时，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，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。顺治九年（1652），钦定《服色肩舆条例》颁行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。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，着宽松衣，穿长统袜、浅面鞋;清时则剃发留辫，辫垂脑后，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、紧袜、深统靴。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。
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，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，特点是前后开衩、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(亲王、郡王用圆补)。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。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，以示特别恩宠。影响所及，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，成为一般的礼服。四、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，用各种贵重珠宝、香木制成，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，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。清代女装，汉、满族发展情况不一。汉族妇女在康熙、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，时兴小袖衣和长裙;乾隆以后，衣服渐肥渐短，袖口日宽，再加云肩，花样翻新无可底止;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，衣上镶花边、滚牙子，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。
参考资料：天汉民族文化网
4. 汉服的种类有哪些
汉服主要分为三大种类，上衣下裳相连在一起的“深衣”制；“上衣下裳”分开的“深衣”制；“襦裙”制。
由于深衣男女都可以穿，是一种实用的服饰，既可以日常穿着也可以当做礼服。在非正式场合君主和百官及士人都会穿着。襦裙一般是用于常服的，一般为传统女子的服饰。
汉服，宽衣大袖，线条柔美流动，飘逸灵动，汉服的领型最典型的是“交领右衽”，汉服的装饰纹样多采用动物、植物和几何纹样。采用平面裁剪方法制衣。布料主要有苎麻和蚕丝两种。
(4)春秋僧服男装棕色扩展阅读
文化内涵：
汉服是从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的衣裳发展而来。古老的天子六服、王后六服、儒服、剑服位于汉服体系的中心，沿袭四千多年。冕服是汉服的根源，也最能体现“绝地天通”的华夏信仰，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，与天地交通的吉服。
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、三辰五行之天道，以分别代表了汉服的两种基础服制——衣裳制和深衣制。
5. 中国古代各时期服装特点
中国古代服装资料
汉族民族服饰
满清使汉族人的服装面貌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，将延续了两三千年的汉民族冠冕衣裳送进了坟墓。顺治二年，清军攻下江南各省，清政府从此下令在全国推行剃头改服的制度。清政府命令，从公文所到之日起，在10天内要将全体男子统统剃去头，改梳发辫，如果有"仍存明制，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。"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。当时由于穿汉人衣裳而被捕杀的人不计其数。汉族对清政府的命令极力抵制，反抗活动彼伏此起。长期的抵制斗争与满清已统一全国的形势使清政府也考虑做些让步，以稳定局势。于是提出"十从十不从"，即：服装上男从女不从，生从死不从，阳从阴不从，官从隶不从，老从少不从，儒从而僧道不从，倡从而优伶不从。及：仕宦 从而婚姻不从，国号从而官号不从，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。这点有限的让步，终于保留了一些汉族衣装中的特点。
一、汉族民族服饰的式样
男装的式样：
1）自“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”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那种（秦汉服饰为代表），延续了夏，商，周（春秋战国），秦，汉，三国两晋，南北朝，隋，唐，五代，宋，蒙元，明。并影响了日本，朝鲜等国。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就是这种。
2）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（唐太宗李世民所穿）延续了唐，五代，宋，元，明。并影响了日本，朝鲜等国。宋太祖，明太祖所穿均是这个类型服饰。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。
女装式样相对稍多些，但基本式样大体也只有两种
1）大襟右衽交领这种（同样以秦汉服饰为代表）。
2）隋唐兴起的大襟低胸这种，同秦汉深衣不同的是服饰分为上衣下裳，不在像深衣那样衣裳连在一起。这两种女服式样对宋明时期以及日本朝鲜的民族服饰（女服）影响非常大。
隋唐时期汉族妇女也穿过窄袖紧身翻领的胡服，但那些胡服基本是作为流行
6. 谁知道各朝各代不同身份，年龄，性别的人的服饰，发型啊
汉族基本民族服饰（西周时期）：
汉族民族服饰：春秋战国时期（男服）
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，只是略有变化。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。衣袖有大小两式，领子通用矩领，如图所示的样式。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，一般在腰间系带，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。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：一种以丝织物制成，叫“大带”或叫“绅带”。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，叫“革带“。本图所系的为绅带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春秋战国时期（女服）
曲裾袍服。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，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，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叫“续衽钩边”。“衽”就是衣襟。“续衽”就是将衣襟接长。“钩边”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。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，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，并将后片衣襟加长，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，穿时绕至背后，再用腰带系扎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秦代服饰（女服）
曲裾深衣，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，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，这种服装通身紧窄，长可曳地，下摆一般呈喇叭状，行不露足。衣袖有宽窄两式，袖口大多镶边。衣领部分很有特色，通常用交领，领口很低，以便露出里衣。如穿几件衣服，每层领子必露于外，最多的达三层以上，时称“三重衣”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秦代服饰（男服）
秦尚黑，所以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。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仞交领这种。基本沿袭战国时期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西汉服饰（男装）（图片取自《大汉天子》）
汉代男子的曲裾深衣 。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，大致分为曲裾、直裾两种。曲裾，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。汉代仍然沿用，但多见于西汉早期。到东汉，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，一般多为直裾之衣，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。本图正是这种曲裾服饰。
汉代平民百姓服饰:
汉代平民百姓服饰 左1图为穿襦裙的侍者（内蒙古包头孟家梁汉墓出土的陶俑）。左2图为束巾、穿袍服的侍者（河北邯郸彭家寨出土的彩绘陶俑）。左3图为戴帽、穿袍服的男子。左4图为头上簪花、穿襦裙的侍女（四川重庆出土汉代陶俑）。左5图为束巾、赤膊、赤足、穿禈的杂技艺人（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拓片）。右图为穿袍服的侍者（陕西西安出土陶俑）。汉代规定，百姓一律不得穿各种带颜色的服装，只能穿本色麻布。直到西汉末年（公元前13年）才允许平民服青绿之衣。对商人的禁令更严。然而在服装的样式上，似乎没有严格的制度。从出土的汉代陶俑及画像砖石来看，劳动者或束发髻、或戴小帽、巾子，也有戴斗笠的，身上穿的服装，几乎全是交领，下长至膝，衣袖窄小
汉族民族服饰：西汉服饰（女装）
汉代妇女的曲裾深衣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，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，形象资料中有很多反映。这种服装通身紧窄，长可曳地，下摆一般呈喇叭状，行不露足。衣袖有宽窄两式，袖口大多镶边。衣领部分很有特色，通常用交领，领口很低，以便露出里衣。另外，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。衣服几经转折，绕至臀部，然后用绸带系束，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汉代直裾（女服，区别于曲裾）
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。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，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。原因是古代裤字皆无裤裆，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，用带子系于腰间。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，如果不用外衣掩住，裤子就会外露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。所以外要穿着曲裾深衣。以后，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，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，出现有裆的裤子。由于内衣的改进，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，所以至东汉以后，直裾逐渐普及，并替代了深衣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魏晋南北朝服饰（男服）
男子的服装有时代特色，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。直到南朝时期，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，成为一时的风尚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南北朝服饰（女服一种）
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，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，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，一般上身穿衫、袄、襦，下身穿裙子，款式多为上俭下丰，衣身部分紧身合体，袖口肥大，裙为多折裥裙，裙长曳地，下摆宽松，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唐朝服饰（男装） 唐太宗李世民
这是汉族男服的另一个式样-----圆领窄（宽）袖袍衫。头上的幞头又称袱头，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。唐代以后，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，名为“巾子”。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。除巾子外，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，到了晚唐五代，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唐朝服饰（女服）
这是汉族女服另一基本服饰，上襦下裙。对后世女服影响很大。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。在隋代及初唐时期，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，下着紧身长裙，裙腰高系，一般都在腰部以上，有的甚至系在腋下，并以丝带系扎，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。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，其它无太大变化。本图为中唐的襦裙、披帛穿戴展示图。
汉族民族服饰：五代时期服饰五代服饰
五代时期服饰基本筵沿袭了唐朝服饰。本图为穿襦裙的晚唐妇女及穿袍衫的士人（顾闳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）。南唐后主李煜统治时期，曾想擢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，但听说韩熙载不闻政事，纵情声色，经常聚集声伎密友于家中夜宴。于是派当时的画院画师顾闳中窥视和默记宾客夜宴时的情景，然后绘成图稿呈给李煜。这幅画稿，就是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盛誉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画面所绘的人物服饰及生活器具都比较真实，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。图中男子除韩熙载及另一僧人以外，都戴幞头着襕袍，襕袍的颜色，一律用绿色，似与当时的制度有关。幞头的两脚，微微下垂，可能在中间纳有“丝弦”，故有一些弹性，是晚唐五代通用的样式。韩熙载本人，则头戴纱帽，身穿宽衫，脚着练鞋，完全是一种家常便服。图中妇女服饰，也符合当时的实情，以短襦及长裙为主，也有圆领袍衫。腰间一般都用绦带系束，余下部分下垂，形似两条飘带。披帛较唐代狭窄，但长度有明显增加，长度大约在三至四米之间。